李、杜文化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李、杜文化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葛 景 春

一、现实精神与超现实精神

中国文学自古就有两大传统，一个是以《诗经》为代表的质朴写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以“楚辞”为代表的热情奔放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到了唐代，先后出现了充满热情理想的浪漫文化思潮和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文化思潮。这两个文化思潮的潮头人物，就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杜甫的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超现实精神与现实精神两大传统的具体体现。

这两大文化精神是什么呢？具体的说，就是李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中的朝气蓬勃、乐观向上、自尊自信、的理想主义的浪漫进取精神，它的本质是对现实的不满足，要超越现实，追求更高的理想层次。以杜甫为代表的立足现实、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的务实致用精神，它的本质是勇敢地面对现实，不蹈虚空，切切实实地认识真实的现状和做好眼前的事情。现实主义的务实致用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浪漫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两大方面，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

现实主义的务实致用精神，是脚踏黄土地、身接地气的经世致用、面对现世、富有理性的忧患精神；理想主义的浪漫进取精神，是超越现实、眼光高远、不甘平凡、志在未来、超理性的浪漫精神。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踏实苦干的务实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根，永立于不败之地；也不能没有超越现实的理想精神，否则它是飞不高也是走不远的。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一个浮浅幼稚的民族；失去了理想精神和不思进取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一个为高远的理想奋斗不已又深怀忧患意识、直面社会现实的民族，才是信心百倍，百战不殆的民族。而李白和杜甫，从文化精神上来说，正是中国具有这两大优秀民族文化精神的先驱人物。我们要合二者而有之，不可偏废其一，当今之世，我们既要眼观世界风云，胸怀远大理想，追求超越和向上发展；同时又脚踏现实的大地，认识科学发展的规律，认真作好眼前的工作，才能我们的根基牢固，使我们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二、独立精神与忠贞品德

李白和杜甫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他们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先秦士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抱负。李白心怀“安社稷”、“济苍生”的伟大志向，杜甫则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宏图壮志，但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李白是继承了先秦策士的以道相尚，既追求功业和理想，向往着做帝王之师的理想，同时怀着以“道”自高，不屈服于权势的人格独立精神。他这种平视王侯的思想，正是先秦士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与权势抗衡的思想传统。而杜甫却继承发扬的是先秦儒士的儒家正统思想，他要遵循的是“圣君贤臣”的儒家君臣之道。做一个契、稷之臣，将致身扶佐君主成为“尧舜之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具有忠贞顽强的执着态度。李白则不同。如果当代帝王不能接纳自己的政治主张或理想，那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就选择退出，去做“三十六帝之外臣”（《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从此跳出统治集团的圈子，主动要求“辞京还山”，守道而退。因此，他具有着对功名利禄的强烈超越性。就是说他遵守的是：吾道行，则兼善天下；吾道不行，则卷而怀之，独善其身。这就表现出了他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这种精神，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李白的以道相尚的独立精神和对功名利禄的超越态度，有其处世为人的原则性，即坚持理想而不屈道致身的人格独立性；杜甫的对君国的忠贞不二的态度及对坚持实现既定目标的执着精神，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况且杜甫忠君态度并不是“一饭不忘君”的愚忠。他对唐玄宗和唐肃宗都是有批评的。如他对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政策讽刺批判说：“边庭流血如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对唐肃宗不能听取谏言讽刺道：“唐尧虽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他对官吏的腐败和官军暴行的批判和评击，也是毫不留情的。这说明，他虽忠君，但这是有前提的，即这个君必须是一个尧舜之君或想成为尧舜的明君，而不是一个不听谏言，一意孤行的昏君或暴君。杜甫的忠君，也是有其原则的。

当代社会，我们既需要提倡李白独立思考的独立人格，才能不随波逐流，不能跟风跑，不能唯上是从，而是要认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唯真理是从，即以“道”相尚。尤其是在错误潮流横行时期，要敢于反潮流。即使是不能反潮流，也要爱惜羽毛。同时，也要提倡忠贞的品德，要杜甫一样，要有一颗忠心，忠于真理，忠于国家和民族，忠于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三、自由精神与信仰坚守

大唐文化精神分为前期和后期。大唐的文化精神，在前期的盛世时期，其文化精神是开放和多元的，而到了安史之乱后，其文化精神又由多元转向为归一的一元化的趋向。其前期的多元文化的开放精神，诗人是由李白为代表的，而其安史之乱后由多元归于一统的文化精神，是由杜甫开其端的。盛唐文化是开放性的多元文化。它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不但将传统的儒、道、释三大支柱文化兼容并包，而且还吸收外来文化。显示其开放性。这是由于前期的大唐国力强大，人们的自信心极强，故不怕各种文化尤其是对外来文化来消融和取代自己的本根文化。而是能将非本土的文化，融化吸收，化为自己思想和文化的营养，充实提高自己。李白和杜甫，都生于盛唐，他们在盛唐时期，其思想都受到了盛唐文化的洗礼，但各有重点和侧重，如李白倾向于道家并兼蓄百家，取其善者而并用之；而杜甫更倾向于独守儒家。由于杜甫幼有“奉儒守官”（《进雕赋表》）家教，因此，他的儒家思想来源于中原文化世家的传统家风，又受到中原源远流长的直面现实、务实致用、讲求实效的文化风气的影响，故更倾向于儒家。清人刘熙载说：“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诗概》），此话大体上是不错的。其实杜甫思想中也多多少少受到道佛思想的影响，但都不占其思想的重要地位。李白比杜甫大了十一岁，他早年的思想源于巴蜀道家传统和南方楚文化的自由风气。他虽然也接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并不正统，而是批判吸收，为己所用，将先秦儒家的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精神与道家的批判精神、追求自由的思想融为一体。他的最好时光都是在盛唐度过的，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盛唐时期作的。李白的诗歌，基本上反映的是盛唐时期的文化精神。那就是融会百家而又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大同理想的理想主义与道家超旷哲学、追求思想解放的自由精神为中心的思想系统。同时，他对于外来文化一向持有“拿来主义”的开放精神。他虽然倾向于道家的突出个人价值的自由意识，但并没有抛弃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如积极进取、安邦济民等思想要义。而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处于长安地区和西南的边远地区，其思想受到政治变幻和动乱生活的强烈影响，其诗歌的极盛时期都是在晚年创作的，因此所表现的思想，主要是对盛唐文化思想深刻的反思。盛唐文化的优点，是开放自由，吸收各种文化的优点，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但是由于唐玄宗其人，没有很好地掌握其中的度，即虽文化多元，但却缺少中心文化的坚持。尤其是在其晚年，他将作为封建社会治国的最根本的儒家的治国之道，逐渐地放在了次要的、边缘化的地位。历代成功的国家统治者，都是把儒家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和中心文化的。汉武帝是如此，唐太宗也是如此。在开元之初，唐玄宗还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还能以儒治国，可以到了开元末年和天宝时期，他的治国之心渐怠，安逸之心渐长，晚年却盲目崇信道教的迷信思想，贪图安逸享受，妄求长生，把儒家的治国之道，束置高阁，致使儒学的边缘化，失去了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使国家的思想观念处于混乱之中。唐玄宗又没有唐太宗那样的知人之明和御人之术，故重用了那些只知结党营私的奸佞之臣如李林甫和杨国忠等擅权宰相，以及那些不知儒家忠孝之义为何物的异族野心家安禄山、史思明等手握重兵的边镇军阀，致使大权旁落，奸佞擅权、边镇坐大，野心勃发。安史之乱后，杜甫与一批有志之士，如萧颖士、贾至、李华、元结、独孤及等人对盛唐文化进行了深刻地总结和反思，在安史之乱的国难当头之时，大唐的思想认识必须统一，那就是应回归到以儒治国的思想的轨道上来，以儒家思想为统帅，去掉盛唐时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浮浪空想，以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做为全民族的凝聚力，同心同德，心往一处用，力往一处使，一致平叛。要去掉一切不符合实际的空想和幻想，脚踏实地做事，才能达救国的目的。因此，他和同道们一起去振兴经世致用的儒学、使君、臣、民三者，上下一心，恢复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以复兴大唐。杜甫可以说是大唐儒学复兴的一个先驱人物。对中唐的韩愈等人的儒学复兴运动，有着很大影响。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个在大唐文化转型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李白冲破思想藩篱、解放思想的纵放之举，在改革开放之际，是十分需要我们继承发扬的。而杜甫总结思想教训对盛唐文化的反思，强调要有坚定的信仰和核心理念，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不造成思想混乱，团结全社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民族具有凝聚力。这样就可以文化虽多元而不失核心，坚持中心思想而又不至僵化，即思想开放，而又坚持原则，既生动活泼，又团结一致，这就是李、杜的文化精神对我们当代人的思想启示。

四、少年精神与成年精神

李白代表的是朝气蓬勃、乐观自信的少年精神，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即是在封建社会的盛世，也不可能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些心怀理想和大志而不能实现怀才不遇的人，在任何社会都会出现。不过在盛世，遇到的机遇会多些。李白虽有大才，但也屡遭困顿。但他并不气馁，非常有自信心。这当然与唐代前期处于国势上升的盛世精神有关。它能给人提供更多的机遇，以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和理想抱负。于是人人都非常自信和自尊，自认为有怀锦握玉之俊才，有立登要津之本领。李白更是天真自信，以为自己“学究天人”，术有纵横，可以立谈而致身卿相，甚至可为帝王之师。而对当时的官场黑暗与污浊，却没有任何认识。他有一种初生犊儿不怕虎的精神，敢于个人单枪匹马闯天下，虽然他曾屡遭挫折，但从无退缩畏惧，而是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在李白的身上散发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他学武习剑，“少任侠”（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好交朋友，经常是高朋满座，纵酒狂歌，任侠使气，曾“散金三十馀万”（《上安州李长史书》），接济友人。他歌颂少年精神的诗歌很多，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纵使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上李邕》）“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直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首》其二）他的为人也很阳光，心里想什么，就对人说什么，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他对人率真而无心计，在翰林院时他写过：“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李白所讽刺的正是这些翰林院和集贤院的诸学士，却又将这些诗拿给他们看，不是天真得有些可笑吗？正是这种少年心态，使得李白有时天真得像个孩子，使得他的灵魂透明得像玻璃一样，一眼就可以看穿。他经历过很多，好像什么也没有经历过。他对人从不设防，所以也常常为小人所害。但他从不畏惧，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对奸小指斥，毫不留情：“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西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正是这种大无畏的少年精神，使他敢恨敢爱，敢作敢为。像孟子一样“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尽心下》），敢于藐视和戏弄权贵、敢于讽刺皇帝和贵妃，如《清平调三首》皆有讽刺之意。敢于怒斥朝中当红的斗鸡小儿和高力士一类的太监阉竖，至于力士脱靴、贵妃侍酒、国忠捧砚等历史传说，虽不一定可信，可见李白胆大包天，目空一切的胆量和作为，皆可以归之为李白的少年精神的。

杜甫代表的是饱经忧患的成年精神，经常是“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世之仁者，蒿目而忧世之患”（《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等。杜甫少年老成，其诗也以老成为为目标：“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大概得之于家教，他早年所交游的人物多是老成之人“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或是宿儒名士邕、王翰（“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或地方大僚，如郑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启心“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忆昔》）等人。杜甫虽然也是名门士族出身，但到了他这一代却潦倒破落了。自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在长安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故到处求人援助：“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像鲁迅先生早年的家庭破落之后，到处受到别人的冷眼，使他处处受到歧视，深深地体会到了人世间的世态冷暖。于是他的思想迅速地成熟了，使他直面了冷酷的现实社会和下层百姓生活的辛酸。之后的鄜州小儿的饿死，长安陷贼时期的艰险，“飘泊西南天地间”类似于逃难的生活，使他饱尝了世间的忧患。他的生活经历远比李白和其他诗人更为艰辛，对苦难人生的体验也深刻得多。因此他的身世，也犹如大唐一样，由欢快无忧的青春时代，走向了饱经忧患的成年时代，其生活内容远比少年时代丰富深刻，对人生的认识更加成熟，其情感也更加深沉。李白在安史之乱后，当然也经过了像杜甫一样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杜甫的忧患意识更为典型。因之称之为成年的忧患意识。当今之世，改革改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我们的国家也经过了同样的历程。改革之初，我们的精神意识，也充满了李白式的青春少年精神，国家建设欣欣向荣，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国民经济总产值，已达到了世界第二位，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充满了青春朝气，人人都感到了盛世的欢欣。但是到如今，改革已到了瓶颈阶段，社会也出现了贫富不均、贪渎横生和种种社会不和谐的现象。又经过世界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环顾全球，美帝国主义及一些不良国家，在我们的大门口，战舰列陈，虎视眈眈，横生事端。企图围堵和打压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必须有忧患意识，对内忧外患，积极应对，要知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的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要将李白的少年精神和杜甫的成年的忧患意识结合起来，一方面要保持坚定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和进取向上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要有直面现实的忧患意识，时时警惕内部和外部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面对现实，积极应对，切实的解决面对的困难和矛盾，才能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五、哲理意识和实践精神

李白的思想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的诗歌虽然不能以系统的哲理思辨来表现，但是却充满了哲理的悟性，闪耀着哲理思想的智慧。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道家尤其是老子，是以宇宙意识和人生哲理见长的。老子宇宙论和辨证法，如“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宇宙生成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的辩证观，甚为西方哲人所倾倒。大哲学家黑格尔，甚为赞扬老子，认为他是中国的唯一的哲学家。而孔子只论伦理和现实人生，罕言天命，只谈伦理处世之学，不谈天道自然。和老子有很大的不同。李白由于自幼即喜读老庄之书，因此有甚深的哲理意识。喜爱魏晋的玄谈名士，如阮籍和嵇康等玄辩之士，人称他有“粲花之论”。如他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所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这开头的四句，将天地之间的空间，比作是万物（这里主要是指人）来往的大旅馆，而光阴即时间，则如百代匆匆之过客。即是说宇宙和天地是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而茫茫宇宙是永恒的而万物的生命如光阴一样是流动不息的，永远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生死、成毁都是一个过程。人生也是如此，与天地之广袤与光阴之无限相比，人生的是十分短暂的。故说人生像做梦一样的短暂。这般话说得是哲理十足的，也符合现代科学的认识。而李白在《日出入行》中说：“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李白的这番话，似乎已猜测到地是圆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底出来，绕过天空，又落入西方，环绕地的一周，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哪可能是六条龙在拉着太阳跑呢？它们哪里有什么休息的地方呢？人不是自然之中的终古不息的元气，怎能与它的长久相比呢。花草的花开了，不应感谢春风，树木叶子落了，也不要懑怨秋天，万物的生长和衰落皆是自然现象。你看，李白不但不迷信，而是思想十分超前，俨然是个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也不为过。不但对自然的识是如此，他对大唐历史的预见，也颇有穿透力。在天宝十二载（753）所写的《远别离》中他就预见到，大唐的命运堪忧，唐玄宗大权旁落，将来会得到“尧幽囚，舜野死”的结局，他将面临着尧禅舜、舜禅禹的命运，原因是“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他的帝位将被叛臣所篡夺。历史证明，李白是有远见的。他的远见，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哲学的想象力。由于李白具有哲学理论的卓识，故他看问题较杜甫更为全面。比如在对战争的问题上，杜甫是一个反战主义者，在对唐朝对青海和西域的战争方面，他只看到了唐玄宗对吐蕃和西域各国用兵所造成的前线士卒劳苦牺牲和加重百姓负担的苦难，却没有看到，大唐用兵西域是主要是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开通，而且有些战争都是由于一些游牧民族的侵掠本质所决定的，并不因大唐主张和平，从而就改变了其侵略的本性。而李白却不同。他虽然也是反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但却认为，由于“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就是说，杀戮和抢掠，是游牧民族的本性，这是与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他们把抢掠邻国的财产，视为是打猎一般，抢掠其他民族的财产，就如同猎物，是自己打来的，理应得到的。就像农耕民族耕地种庄稼一样，是一种正常的生产活动。这个看法就比较深刻。他还认为，这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是根本解决不了的，从秦汉以来，就已存在了：“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残酷的，李白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他也不希望战争的发生，但是战争并不因为我们热爱和平，它就不发生了，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或消失。因此，他认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即要慎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但绝不能放弃武力和用战争手段最后来解决问题。这对当前的世界局势的应对手段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很有启发的。列宁说，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现在看来，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就一直没有变，它就是靠着以武力压迫弱小国家并实行世界殖民统治的。我们反对战争，但绝对不害怕战争，我们不希望动用武力，但是，我们决不能弃用武力，相反，还要积备战，一旦帝国主义或无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就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坚决以武力进行反击，不管是南海或是钓鱼岛，我们都寸土不让。

李白的思想和诗歌虽浪漫，但睿智，他的理论悟性和预测能力，对问题看法的全面性，并未因浪漫想象而迟钝，而是更具有穿透力。

与李白擅长于道家的哲理思悟不同，杜甫具有儒家思想敦行实践的特点。他不是一个儒学的理论家，但他却具备对儒学说躬行实践的美德。儒家思想的基础和根本，就是“仁”、“恕”二字，即对人要富有仁义之心，待人宽而待己严。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而恕是儒家的处世之道。杜甫对“传之以仁义礼智信”、“不敢忘本 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的家训，时刻记念在心，并以仁恕之道加以身体力行。他对君臣、父子、夫妇、亲族和朋友的关系，都是以儒家的标准来严格要求和处理的。他希望君是尧舜和唐太宗一样的有仁慈之心的“圣君”和“明君”，要求大臣是关心百姓的“仁者”。做为子孙，他要求自己做到能够继承先祖杜预的儒学、功业和祖父杜审言的诗学祖业，而继承家风。作为父亲他对自己的子女，既慈爱关怀，又要求他们能诗礼传家并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并为自己未能尽到父亲的责任而感到愧怍。他对自己的妻子杨氏，一直是相亲相爱，相嚅以沫，比做是“并蒂芙蓉本自双”（《进艇》）。对兄弟姊妹，在战乱中失散，他极为关心，如“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忆舍弟》）、“有妹有妹在锺离”（《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三）皆极尽手足思念之情。他对族人亲戚，也极敦亲族之情，如对杜位这位族弟（一说是族侄）。杜位本是李林甫的女婿，后来李林甫死后，他遭贬到岭南，杜甫对他的遭遇很是同情，曾写诗表示劝慰。杜甫对曾扶养过自己的二姑更是深怀感恩之情，曾称之谓“有唐义姑”（《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杜甫对朋友之道，引为道义上的互相支持，生活上的相互帮助，以真诚之心来对待朋友。他对世俗的交道反复的现状十分不满，而非常推崇古时的管鲍之交:“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对于那些曾经在政治上、经济上、诗艺上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他总是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滴水之恩，当于涌泉相报。对朋友的长处和优点，他总是不遗馀力地加以赞美和宣扬。对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友谊总是始终如一的，不管对方是穷是达，他都不离不弃，坚贞不渝。如他与李邕、李白、高适、岑参、王维、郑虔、苏源明、房琯、严武等人的友谊，都是倾心相交的。尤其是他与李白的友谊，更是传为千秋佳话。在忠君爱国方面，在关心民众疾苦方面，有关诗歌和事迹，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多例举，像“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廈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堂前朴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又呈吴郎》）、“高马达官厌粮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岁晏行》）等，为平民大众的苦难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呼喊，穿越过历史的时空，感动着无数读者的心。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更是得到后人赞佩和歌颂。如“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宋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里多”（清袁枚《马嵬》）。杜甫是以自己的诗歌和实际行动，来践行儒家仁政的核心理念和忧国爱民的思想。他是儒家学说最忠实的实践家，总之李白在哲理的思悟方面，为其诗歌增添了理性思考的理论色彩，使其高瞻远瞩，具有思想的超前性和深刻独到的眼光，而杜甫以其具体的实践行动来落实儒家的仁爱思想和伦理道德，一个是诗仙，具有悟性超凡的仙性，一个是诗圣，具有以身作则、言行合一、重在实践的圣性。我们既要有李白那样的超凡出众、高瞻远瞩的富有卓识的慧眼，也要具有杜甫以身作则、笃行实践品德，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既不失远见卓识和超前的眼光，又能脚踏实地，不务空谈。

六、山林诗人与京城诗人

李白的家世和出身，对我们来说，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他是不是李唐的帝室之后，他出生地的争论，他的家庭成员到底都有谁，为什么不敢说出先祖和父的真实名字，他为什么排行十二，有无同胞兄弟，有多少个堂兄弟，都议论纷纭，有的是难以确证，有的是难于达成共识。但有一点确实大家所认同的，那就是他自幼生长在江油的青莲乡，其父是一位不敢说出真名的隐士，一句话，他的出身是远离京城的偏僻小县的山野平民之家，他是一位地道的草根诗人。

正因为如此，在李白的身上，有一种难以驯服的野性，自我意识强，进取意识强烈，为抬高身价和身份故高自封许，勇于冒险等性格特点。按照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将诗人区分为京城诗人和山林诗人说法，李白无疑是属于山林诗人，或者说是从山林中走出的诗人。他是大自然之子，与道家亲近自然的天性，有着亲密思想联系。因此，他们自由惯了，对京城中那些繁文缛节，不习惯也不愿去适应。再加上李白又深受先秦策士平交诸侯与魏晋文士的名士派头的影响，有些自许甚高，不拘小节，以布衣之身来抗视公侯的思想，所以他常以姜太公、鲁仲连、诸葛亮、谢安之流为榜样，要做就做帝王之师友，而不愿做小官，更不能做奴才。他的草根性和山林乡野之中养成的自由散漫性，傲视公侯的狂野性，决定他不可能长期溶入京城的生活，最后只好主动地辞京还山，重归山林，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与平民百姓为伍了。因此他草根性和布衣性是他一大特点。

杜甫年轻的时候，并非是一般人所想象的过的是贫穷的生活，他其实是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官僚家庭。他在给皇帝的上表中说：“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视於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进雕赋表》）杜氏从汉代以来就是名门大家，长安称之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在魏晋时期，他的先祖杜恕和杜预都做过大官，杜恕做过曹魏的太守和御史中丞，杜预曾封为西晋“当阳侯”和“征南大将军”，建立过平吴的赫赫功业，人称“杜武库”，又是一个精通《春秋左传》的大儒，他的曾祖父杜依艺做过巩县令，他的祖父做过朝中的膳部员外郎，是位京官。他的父亲杜闲也做过奉天令和兖州司马。杜甫虽然说是出生于巩县，可是一直是在洛阳长大，后来又到长安求官，本人又做过左拾遗的朝官，并非布衣白身。杜甫从幼年直到47岁，一直主要是在两京生活，受的是严格的家庭教育和两京文化的熏染，所以杜甫可以说是京城出身的诗人，具有良好的家教和社会教养。为人儒雅谦让，处世不像李白那样张扬，比较低调。他之所以最终能以献赋获官，并非仅是因为其文才出众，而是拼的是祖先的招牌，还是因为他是名门士族的后裔。而李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他连祖先和父亲真名都不敢透露，有什么资本去炫耀家世？他因唐朝有联姓的习惯，故有时自许为皇室宗亲，也不敢明说，更不敢向皇帝说，而是与李唐的一些李姓官员，称兄道弟，结果是辈份常常弄错。只好拿西汉飞将军李广，冒作先人：“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赠张相镐二首》其一）或自称为“陇西布衣”（《与韩荆州书》），至于与皇帝同祖的“凉王九世孙”的家世，由于没有谱牒，没有证据，不敢公开讲，只能给子女私下说说。也许李白有不好言明的秘密，我们也无从考据。

世家大族的教育和京城的文化素养，培养了杜甫谨言谨行的性格，同时，他与朝中和京城中的一些官员也有些人脉，故他到处献诗和请托，但这对于已家世破落的杜甫，并没有起什么大的作用。但他因受到家学和两京宫廷诗风的影响，又与京城诗人王维、贾至等人交游，其行事为人不但中规中矩，而其作诗也是如此，他平生作诗也多是中规中矩的律诗（包括五律、排律和七律），约占其诗作的百70%左右。他的诗风也是比较典雅正宗的。不像是李白的作品，多是五、七言古风和绝句，其五律、七律和排律也多是不受格律严格束缚的变体。这与他草根出身的自由环境和风气有关也与他放荡不受拘束的个性有关。他的诗多歌颂名山大川和自咏性情，从而形成了以李白为代表的以古体诗为主的自由诗派和以杜甫为代表的以格律诗为主体的诗律严谨的格律诗派。当然，这仅是指大概情况而言。而唐诗正是在这两种诗风的交错并行或交融中进行。使得唐诗的内容和体式多样，山林与京城、自由与规矩、放逸与严谨、相反相承，风格各异，内容丰富多彩。这正是唐诗富有魅力的地方，也是李白和杜甫对唐诗的巨大贡献。

七、承前与启后

李白和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正如胡小石先生所分析的，李白属于善于总结承前的诗人，而杜甫却是一个善于启后开新的诗人。

李白承前，善于总结，是对唐朝以前诗歌集大成式的诗人，李白将汉魏六朝以来的古体诗、乐府诗和齐梁永明以来的新体诗，无论是五言古诗、七言歌行、乐府绝句都做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即使是五律和七律，也带有齐梁新体诗的风味，讲格律不甚严格。

杜甫启后，善于开新，是开启未来的诗人，他在西南飘泊期间，主要是以写五、七言律诗为主，在规矩中创新。其五律中，或首联即入对，或四联俱对，或中二联皆实对，或以虚对，或前虚而后实，或前实而后虚，千变万化，极大扩展了五律的表现力。其七律则极力地扩展了题材内容的表现范围 ，或以时事入诗，或以日常生活入诗，其内容可以说是无所不入；或以议论为诗，或以连章为诗，或以严谨格律，或以对仗技巧、或以破弃格律，进行“吴体”诗的试验。其排律更是气势恢宏，体式整壮，竟有百韵的长篇见世。总之，杜甫在律诗方面，开了一代新风，为后世立法，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而其绝句也一反盛唐之标举风神、言近语远、摇曳生姿的传统写法，而将生活琐事、时事议论等内容写入绝句之中，而且还学习夔州民歌的风格和写法，运用到绝句中去。这些都是杜甫对律诗和绝句的新拓展。表现出他的创造精神，开创了新风。

李白是代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诗人，李白更具有盛唐诗人的蓬勃向上的精神。杜甫是代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时期的诗人，是代表盛唐诗风的转变从乐观自信转向忧患意识的先驱人物。正如林庚先生所云，李白与杜甫都处于盛唐的顶峰。不过李白是从山下一步步地走上了顶峰，所看到的是盛唐上升时期的一面，而杜甫则是从盛唐的顶峰，一步步地走下了山，而是看到了盛唐开始衰落时期的一面。因此他二人的诗所反映的精神层面是不一样的。这话说得很到家。因为盛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点，从安史之乱后，大唐就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封建社会也在走下坡路，以后中国再也未能恢复到大唐盛世的强大和繁荣，因此杜甫所代表衰世的忧患意识，一直为后世的人们所认同和继承。因此他的影响比李白更大。而李白所处的盛世的乐观向上的解放精神，在后世再也找不到了滋生的土壤，因此李白的盛世精神，就成了绝响。当然这样的说法有些绝对。因为从中国唐宋以后的社会来看，李白的影响并未消失，而是成了人们对理想追求的一面旗帜，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精神支持，成了人们心中的向往的偶像。如李白精神在明代，特别是资本主义产生的萌芽时期和清代康乾时期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就说明李白的理想主义精神，从未消失过。特别是在当今的盛世时代，李白精神更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捧。而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则一直是中国人民在身处衰世和乱世时脚踏实地，努力奋发图强的精神榜样。因为杜甫毕竟是受过大唐盛世精神的熏陶和培养，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失去复兴大唐的理想和希望，我们可以这样说，杜甫的现实主义的忧患意识，也是有理想主义在支撑的，因此，他忧世而从未厌世，一时的失望而从未绝望。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由理想而产生的。当李白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杜甫的现实义精神结合起来，正是中国人民在既要正视现实中的艰难险阻，脚踏实地地去干实事的实干精神，同时又需要高扬民族复兴的大旗，向着理想前进奋飞的精神。二者是一样也不能或缺的。

李白和杜甫，做为中国的两个伟大诗人，一个是意气风发，以气势夺人，以自由奔放为主要表现手法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老成持重，沉郁顿挫，以严谨的诗风，以直面现实和写实手法为表现手段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们一个功在承前，一个功在启后，一个善于总结，一个善于开新。我们今天既要全面地继承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同时还要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才能使我们的文化优秀传统及其创造精神，代代相传，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兴旺发达。李杜二人影响中国诗坛一千多年，他们相反相承，缺一不可，如日月双璧，辉耀神州，给中国诗歌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精神，也给我们诸多启示。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精神，需要我们在新时代里继续传承发扬。